上半年，在新冠肺炎疫情“壓力測試”中，我國經濟表現總體符合預期，甚至在有些方面超出預期。第一，我國出口行業的競爭力在疫情之中突出表現為“應變能力”和“韌性”，上半年整體呈現小幅增長態勢。第二，前段時間需求的恢復速度慢于供給。在行政和市場力量作用下，機構的反應速度一般快于個人，行動能力更強，更容易受到政策驅動，因此供給側的恢復速度會快于需求側。第三，需求側近期逐步回升，但能否恢復到疫情之前的狀態，仍有待觀察。疫情后部分需求可能會出現“永久性減少”，比如過去參會需要坐飛機、住酒店、在餐館就餐，但現在都通過網上開會，這些需求就難以恢復。

“如果把疫情沖擊下的經濟增長分為上半場、下半場，上半場以宏觀救助、恢復增長為主，在經濟逐步轉到正常軌道之后，下半場宏觀政策就要退居次位，讓結構性潛能擔當主角。“劉世錦表示。

劉世錦介紹，結構性潛能的內容很多、且相互關聯，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：一是追趕或跟跑的潛能。二是新涌現的潛能，即與發達經濟體同步、有可能并跑甚至領跑的潛能。我國應搭建以都市圈、城市群建設為龍頭，以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轉型升級為主體、以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為兩翼的“1+3+2”結構性潛能框架，進一步深化改革，擴大結構性潛能，引領全球發展方式的轉型。

“1”指以都市圈、城市群的發展為龍頭，為下一步我國中速、高質量發展打開空間。“3”指實體經濟方面，現階段我國經濟循環過程中的三大短板：基礎產業效率不高、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大、基礎研發能力不強。“2”指以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為兩翼，而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是橫向的、對全社會各領域都會產生影響的要素。

劉世錦強調，釋放結構性潛能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，除宏觀政策制定，我國還需要抓住“1+3+2”的重點，提振市場信心和預期，落實“要素市場化配置”和“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”兩個文件的精神，推出一些重大改革開放措施。